很值得看的一本书，回答了我许多的问题，也帮我定义清楚了平时在自己也常思考到的一些问题，虽然有些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答案。但正是这些对于问题更清晰的剖析，让我们看到人类本身的局限性。下面是一些摘录：
从此之后这无比的痛苦， 时时出现，将我折磨： 我的心在剧痛中燃烧， 直到我把这故事诉说。
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像中国今天的“反右”和“文革”一样），他必须站出来作见证。1970年代中期为止，莱维已经在大约140所学校做过关于大屠杀的讲话。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他发现，在他们眼里，二战和二战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极权罪行早已成为过去，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些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奥斯维辛。灾难见证因此对他们有特殊的教育意义，“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预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他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 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
原来的书提是 I someersi e i salvati. “i sommersi” 一语来至但丁《炼狱》第20章第3节，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死去，因此沉沦到地狱底部的芸芸众生。莱维用这个说法来指那些去到另一个世界，而终于没有再能回来向人世间报告的人们，这里又有《圣经·旧约·约伯书》里的意思。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们便是莱维在集中营中的难友，他们死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人间来作见证，“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
不仅如此，消失于灾难的杀戮，再也回不来的人们，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得救的、存活下来的，少数是因为幸运，而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最能适应已经非人化了的恶劣环境，因此是人类中最糟糕的，“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里说，１５万底层囚犯存活下来的只有数百人，活下来的主要是医生、裁缝、鞋匠、乐师、厨子、年轻英俊的同性恋者、集中营主管们的朋友和随从。莱维也是一个幸存者，至于他自己，他说，“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莱维写得最沉重的一本书，既超出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书中罕见地流露出他只是在诗歌里才有所表达的激情，但基调仍然是一种局外人式的冷静和怀疑。他的冷静思考使他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等等的绝然区分抱有怀疑。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都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就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这样看待受害者的阴暗人性，有着犀利的剖析力量，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让敌人（加害者和他们的辩护者）高兴，而让朋友（受害者和同情者）痛苦。莱维不是不理解这个，但他同时知道，如果我们要认识人类，要知道如何保卫我们的灵魂，就必须面对人性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他引述１９世纪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ｚｏｎｉ）的话说：“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权力腐蚀施害人，同样也腐蚀受害人，使他们变成另一些受害人的施害人。
羞耻和良心责备
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有一种自我保护和求生的本能，这是一种实用的、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然本能，不是自由、理性的选择结果。压抑羞耻和罪恶感便是这样一种本能机制。羞耻心的消失对囚犯能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变得与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完全不同，也不再受文明社会伦理的约束。在另一个世界中也许会令他们羞愧不已的行为，在集中营世界却成为一种规范。在极端的处境下，人们平时所说的伦理和道德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是基本生存的有害障碍。
莱维发现，脱离了集中营后的自杀人数反而超过了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这样自杀身亡的）。他认为，只有当人活得比较有人的意识时，才会考虑到自杀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中，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只有在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一切都结束”时，羞耻和罪恶感才开始咬噬人的良心，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那个吃人的体制。
幸存者的特殊羞耻感和罪恶感让莱维首先感到的是那种“缺乏人类团结精神”而产生的自责，他在集中营里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了考虑自己的存活，极少与他人分享这些经验。有一次他在干渴时偶然找到了一点水，只告诉了一个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
另有一种罪恶感，它来自你“替代他人活了下来”，而“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发现自己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这种内疚“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还有一种罪恶感，是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许多幸存者感到自责，“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
羞耻教育与记忆更改
莱维的见证中有冷静的人性剖析，还有一种属于弱者的道德哲学力量。冷静的剖析和平凡低调的道德哲学会对读者产生理性教育的作用。不仅如此，莱维见证的羞耻心也能起到教育作用，但与理性教育不同，它更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智，更发自良心的感受而不是哲学的思考。羞愧的情感教育对一般读者比较有效，他们虽然未必有成熟的认知或深入的思想，但却不缺乏卢梭所说的那种人类基本的同情心（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在运用羞耻心的教育时，莱维非常小心而有节制，因为他知道，过度使用羞耻教育，效果会适得其反。然而，即使不过度，诉诸羞耻心仍可能造成强烈反弹，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充当过加害者的人们。羞耻心是接受了伦理教育的结果，如果不是从小接受正常的伦理教育，一个人并不会自然而然就有羞耻心，更不会对自己的坏行为有罪恶感。因此，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羞耻心对最需要接受羞耻教育的那些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莱维对此指出，“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
莱维自己就常受到别人的道德责备，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集中营里的他，还有其他犹太人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躲避被捕？这样的问题在暗示，受害者至少应当为他们的命运担负部分的责任，他们的羞耻感是咎由自取。莱维并不回避犹太人的软弱，但他也耐心地解释，受害人事实上不应该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担负罪过。在《成见》一章中他说，逃跑也许确实可以“洗刷被监禁的耻辱”，然而，“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并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在集中营的极端处境下，人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的。
对那些生活在集中营世界里的犹太人，“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在纳粹统治的天罗地网里，“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
作见证和当知识分子
灾难见证具有普遍的教育作用，对于灾难见证，莱维一直意识到大屠杀幸存者维塞尔（ＥｌｉｅＷｉｅｓｅｌ）所说的那种“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困难。莱维对大屠杀的冷静观察、平和叙述和低调语气使得他的灾难记忆被看成是见证作品中“最不惊扰、最不伤害，也最不追究责任的”。大屠杀幸存者让·埃默里（ＪｅａｎＡｍéｒｙ）就曾经批评过莱维作品中的这种冷静和不愤怒，指责他是一个对纳粹罪行的“宽恕者”。其实，读过莱维诗歌的人都能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缺乏激情的人，更不是一个被打了左脸又把右脸送上去的宽恕者。在写作《元素周期表》（１９７５）的时候，莱维就已经反驳了对他的这种误解。
虽然莱维不宽恕施害者，但他并不愿意像埃默里和其他“愤恨者”那样生活，他认为，正是愤恨和仇恨造就了集中营世界的那种邪恶结构———我们与他们、自己人与敌人、人与非人，而要打破这样的邪恶世界结构，首先应该从自己先跳出仇恨做起。他承认自己不如埃默里那么勇于反抗，但他有自己的理由，“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
也正是因为莱维的见证不是“拳来拳往”，它才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性和思考力量。它要传播的是充分了解极权罪恶的知识而不是对它的简单控诉。作见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光有一些直接的受难经验是不够的，“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良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眼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现有的集中营回忆和见证其实并不是由那些最具有受害经验的底层受难者作出的，对其他极权统治的许多见证也是如此。底层受难者的观察能力往往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实际情况是，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像莱维那样的“特殊囚犯”书写的，那些最有资格作见证的，其实都已经死掉了，莱维对此怀有罪过感。那些属于“特权阶级”的囚犯，他们的身份会影响其证词的质量，他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但是“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更有那些因为曾经属于“特权阶级”而根本不愿意作证的，“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作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证词”和“见证”的这种吊诡和困局使得证词的认识和伦理价值都成为一个问题。对此，莱维有比许多其他幸存者更细致深入的思考，这使得《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成为一本不同寻常的思想和伦理文集。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
埃默里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
莱维认为埃默里的知识分子定义过于苛刻，他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
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很难在集中营或极权世界中立刻显现出来，他们在那里常会成为嘲弄和讥讽的对象。在一个只能关注基本生存需要的环境中，从上到下都是反智的。一个人越是受过好的教育，就越是会处于双重劣势：首先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而且，想得太多也给他们带来比未受教育者更多的痛苦，“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并“失去尊严”。他们更是常常会受到来自狱友的伤害，“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
第二章-灰色地带
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的时候，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
然而，确定无疑，它所直面的正是灵魂的死亡。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坚持多长时间而不会屈服或崩溃。每个人都拥有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潜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
“压迫必然导致人类道德模糊性”
只要他稍稍表示可以换得一条面包的四分之一，便组建了一支由杰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组成的大军。他命令设计并印刷以他肖像为内容的邮票，表现出他雪白的须发，配以希望和信仰的光环。
然而，更可能的事，他的态度来自于他的环境和地位–一个小小的独裁者，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们眼里，他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对于地位更低的民众来说，他却是无所不能的、拥有宝座和权杖的君主，不用担心有人驳斥或耻笑他的演讲。
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
如果对兰科斯基醉心权力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陶醉并非仅存在隔离区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对权力的痴迷是如此的强大，甚至蔓延到原本为了消灭所有个人权欲而设计的环境中。
骄傲的使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象，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 – 《一报还一报》
第三章-羞耻
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由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集中营期间很少发生自杀，解放后却很快自杀了”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有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斯维沃在小说《齐诺的自白》中，无情的描述他父亲巨大地痛苦，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的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所作为，或做的不足以抵抗将我们吞噬的体制。
更为现实的是因缺乏人类的团结精神而自责，或受到他人的指责。很少有幸存者因蓄意破坏，抢夺或者殴打同伴而感到罪恶感。那些做了恶事的人（“卡波”，不仅是他们）将这份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去回忆。然而，相对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视了对他人的帮助而感到自责。在集中营的生活里，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更脆弱的同伴，也许不够机灵，太老或太年轻，用他苦苦的哀求，或者无声胜有声的恳求，让你心烦意乱。那些请求——请求帮助，请求安慰，甚至只请求一双倾听的耳朵——是永远而广泛的，但很少得到满足。缺乏时间、空间、隐私、耐心和力量，而最常见的，是被请求的那个人发现自身需要也亟待满足。
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是颇为可怕的。就像碰触一根裸露的神经，它让我痛苦，并唤起我之前所说的怀疑：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我们这些被命运眷顾的人，凭借多多少少的明智，不仅讲述我们自己，也讲述其他人——确切地说，那些被吞没者的命运。然而，这是一种打折的“代表第三方”——我们只是在近处目睹了这些故事，并非亲身的经历。导致终结的毁灭，被清算的工作，无法被任何人所讲述，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他自己的死亡。即使他们有笔，有纸，被吞没者也不会作证，因为他们精神的死亡先于肉体。早在死前的几周或者这个月里，他们便已经失去了观察、记忆、比较和表达自我的能力。我们则成为他们的代理，讲述他们的故事。
也许引用《创世纪》第2章在听众中所激起的原始痛苦更为合适：在上帝之灵镇压的空旷而荒芜的宇宙中，每个人心中铭刻的深深痛苦，而在这“空虚混沌” (tohu-bohu) 之中，还没有人的灵魂出现（还未出现或已被灭绝）。
还有另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对此，约翰·邓恩早已有了令人难忘的说法。这一说法被人们无数次中肯或不中肯的引用——“无人是孤岛”，以及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然而，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但我们被剥夺了视而不见的庇护——我们无法不去正视历史。痛苦的海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环绕着我们，而它的“海平面”逐年升高直到几乎要吞没我们。闭上眼睛或转过身去毫无用处，因为它就在我们周围，四面八方。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变成“孤岛”；在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感到自责、羞耻和痛苦。与其他人类团体相比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更好或更多。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
交流
根据那些年颇为流行的一个理论（尽管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是轻浮而令人不快的），“无法沟通”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要素，尤其在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是人类生活中内在的无期徒刑：我们都是“单细胞”，无法相互交换信息，只能截削信息，错误地发出信息，误会地接受信息。人们的交谈是虚假的、单纯的噪音，用描绘的面纱掩盖存在的沉默；我们是孤独的，即使（或者尤其）两个人同居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悲观的理论起源于思想的懒惰；特别是，它通过一种危险而恶毒的怪圈，鼓励思想的惰性。除非由于病理原因导致残疾，人们可以并且必须交流，并借此以一种有益而轻松的方式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宁静，因为沉默、讯息的缺乏，本身也传递着一种讯息，但这种讯息是含糊不清的，而含糊不清导致不安和怀疑。说人们不可能沟通是错误的，人总是可以交流的，而拒绝沟通是一种失败。在生理和社会角度上，我们都预先倾向于交流，尤其在于其高度进化和高尚的形式——预言。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有着预言能力，只有动物之间才不存在预言。
无用的暴力
从焚尸炉运出的骨灰，每天以吨为单位。人们可以轻易辨认出入的骨灰，因为其中往往有人的牙齿和椎骨。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被用于以下用途：填进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作为磷酸肥；而特别高贵的用处，是把他们代替鹅软石铺在集中营附近党卫军聚集区的小路上，这是出于冷酷无情，还是由于它们的来源而被视为践踏在脚底的上好材料，我不知道。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
埃默里：一个知识分子，正如我希望它在此被理解的，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份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
莱维：我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即使他显然无法学习所有的知识。
成见
那些经历过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经历过严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阵营分明的两种人，鲜有交集——沉默者和倾诉者。两种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的感到那种不适感（羞耻），他们或无法让自我回归宁静，或仍被伤口炙烤。他们倾述，是因为在各个层面的意识里，他们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视为他们的生活核心，那件事无论好坏都成为了他们整个存在的标志。他们倾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见证了整个世界所经受的一次划时代的考验。他们倾述是因为，正像一句意第绪格言所说的——“化险为夷，足以道哉”。弗朗西斯卡(Franccesca) 告诉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惨时/回忆幸福的时光”，但这也适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幸存者都知道，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面前摆满了美食和醇酒，更会让自己和其他人想起寒冷、疲劳和饥饿的时候。
在有些国家，人们从来不知道自由，因为只有满足其他更迫切的基本需要后，人们才会感到对自由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抵御寒冷、饥饿、疾病、害虫、猛兽和敌人的侵略。但在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家，当今的年轻人便把自由视为一个人绝不放弃的权力。人们不能没有自由，这是天生显而易见的权利，而且它是无偿的，就像健康或呼吸的空气。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自由的地点或时代是遥远的、国外的、陌生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监禁的观念与逃跑和反抗牢固的联系在一起。而囚犯的环境被视为非法的、不正常的，总之，就像一种必须通过逃跑或反抗来治疗的疾病。
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们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餐。似乎从特勒布林卡逃跑，就像逃出任何一所普通监狱，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愈来愈遥远。而建立历史断层的桥梁，则是每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然而，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事实上，革命都是由勇敢、明智的领袖来领导。慷慨大度的（也许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人物投身于斗争之中，哪怕他们原本有着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的生活。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轻松、更轻。
这个事实并不奇怪。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和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
正如马克思知道的，正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电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
显然，如果欧洲犹太人能够预见未来，这种对于家园的迷恋而不是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会站的住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缺少先兆，从希特勒的第一本书或第一次演讲，他就说的很清楚了。犹太人（不仅仅是德国犹太人）是人类的寄生虫，必须像杀死害虫一样进行清除。但是，人们难以接受这种令人不安的推理，知道最后一刻之前，知道狂热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逐个房屋搜查和抓捕犹太人之前，人们都想尽办法否认各种预兆，忽视危险，编造那些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合宜的事实”。
德国人的来信
我的任务是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时候、那种风气，而我相信我能不带有偏见或愤怒去评判这些德国人。几乎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不作为”的广大民众围绕着一个由残暴的畜生组成的核心。几乎所有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曾经懦弱胆小。
接下来是序言的问题，费舍尔，那个出版商要求我自己为书写序。我犹豫之后拒绝了他的提议。我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不情愿、厌恶，一种情感上的障碍阻滞了辞藻和创意的流动。总之，我被要求成为书的附属——也就是说，去证明——像德国人民直接倾诉，一次夸夸其谈的演说，一次布道。人们期待我提高声音、爬上讲台，从见证者变成法官、说教者；列出历史的理论和解释；将虔诚者与邪恶者分开；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二人称。所有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很高兴将这份委托给其他人，也许是读者自己，无论他们是不是德国人。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那就是：去作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那些绞死尤尔提姆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我肯定你并不曾误会我的意思。我从未对德国人民心怀仇恨。而且即使我曾经这样，与你相知也治愈了我的仇恨。我不理解，也不能容忍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并非因他所作所为而接受审判，而是因为自己所属的团体而受到牵连…… 但是，我不能说我理解德国人。现在一些无法理解的因素构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茫然，一个刺痕，一个永远需要弥补的伤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德国激起一些回声，不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因为这些回声在本质上有可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德国人，从而抚平这伤口。
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的书架上，在但丁和薄伽丘旁边，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掌权前撰写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叛徒，他是一个条理清楚的狂热分子。他的观点是极端明确的，他从未改变或隐藏这些观点。那些投他票的人显然支持他的观点。在《我的奋斗》中什么都不缺：鲜血和土地，生存空间，将犹太人作为永久的敌人，体现了“地球上最高贵形态的人性”的德国人，公然将其他国家视为德国人主宰世界的工具。这些并非“溢美之词”，也许希特勒还说了一些其他话，但他从未收回这些观点。
希特勒没有任何一次演讲、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不着迷般地重申对犹太人的仇恨。对于纳粹主义来说，反犹思想并不是边缘化的，它是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
我同意你的观点：将“德国人”，或其他民族，视为一种单一不可分化的整体，将其中所有的个体都等量奇观，是错误而危险的。然而，我不认为我会否认各国人民都有着一种精神（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民），”Deutschtum”（德语：德意志精神）、”italianita”（意大利语：意大利精神）、”hispanidad”（西班牙语：西班牙精神）：它们是传统、习俗、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总和。任何人如果在自己的内心中感觉不到这种精神，这种不折不扣的国家精神，不仅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民族，也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我认为“所有意大利人都很热情；你是意大利人；所以你很热情”这样的三段论毫无意义，但却相信在一定的限度内，期待全体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等等）表现出某种具体而集体性的行为，具有其合理性。当然，存在个体的特例是必然的，但我认为一种审慎而盖然论的预测是可能的……
结语
预防性的暴力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随着钟摆的运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不会熄灭，只会更加疯狂。事实上，许多迹象让我们想起当今暴力的宗谱正是根植于希特勒德国所主宰的暴力。
随着时间流逝，青年们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坚持地问我们：我们的“折磨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折磨者”这个词指我们的看守、党卫军，而在我看来，这个字眼并不合适，它让人想起扭曲的人性、畸形人、施虐狂，有着先天的缺陷。恰恰相反，他们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智商，普通的邪恶，除了个别例外者，他们并不是恶魔，他们的面孔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在很大一部分，是勤勉的追随者和小职员，有些人狂热的坚信纳粹的教条，许多人无动于衷，或害怕惩罚，或追求良好的职业前途，或过于服从命令。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每个德国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都应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但同样必须明确得失，在他们的责任背后，是在开始时接受了纳粹罪行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他们灵魂的懒惰，鼠目寸光的盘算和愚蠢；是举国上下为希特勒上士的“溢美之辞”而自豪，追随他的脚步，只要运气和肆无忌惮仍然眷顾他；是随着他的灭亡而被一扫而光，遭受死亡、悲惨和悔恨的折磨；是历经多年才得以恢复的德国；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毫无原则的政治游戏的结果。
完。